到了1719年，教皇不得不又派使团来北京谈判，康熙拒不接见并斥责说：“尔西洋人不解中国文字，如何妄议中国道理之是非”，“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于是康熙下令逐客。迫于形势，罗马教皇被迫让步，于1720年宣布“八项准许”，同意中国信徒举行非宗教性的中国礼仪。取得这场“礼仪之争”胜利的康熙也网开一面，下令只准许尊重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居留中国，雍正即位后来得更彻底，索性强制推行“禁教”政策，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境内公开传教。
关于这场争执，一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最终撤销了有关礼仪的一切禁令，为这场持续了300多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由此可见，所谓“礼仪之争”，完全是由于罗马教皇对中国的无知造成的，也证明天主教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新中国成立后，梵蒂冈拒不承认并对中国内政进行粗暴干涉，反对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国运动。谁知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却和晚期的满清王朝和民国政府的一味退让和卑躬屈膝的做法完全不同，很干脆的驱逐了所有的外国传教士，走上了一条罗马教廷所不愿看见的独立自主的办教道路。因为今非昔比，最强大的美国人分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朝鲜和越南和中国人交过手，都没有取得胜利，也就让西方列强知道了“炮舰外交”已经不再奏效。
近年来，梵蒂冈一再表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但仍然与台湾省保持着“外交关系”；尤其严重的是2000年，梵蒂冈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将近代史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120人封为“圣人”，自然会引起中国政府的极大愤慨。虽然，2001年约翰·保罗二世在有关利玛窦的研讨会上发表书面致辞，就教廷在历史上及近期对中国天主教会犯下的错误表示某种程度的歉意，但未就“封圣”事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伤害作出明确道歉；新教皇本笃十六世2007年在《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徒信》中依然坚持教廷才有权任命主教，但透露在提名主教的名单上教廷可以和中国内地能够达成协议。
这又是一大让步。
作者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