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的官职明码标价有些意思。以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为例，京官的五品郎中（厅级）官银9600两、六品主事（局级）官银4620两；而地方的四品道员（副省级）官银16400两、从四品知府（地市级）官银13300两、五品同知（副市级）官银6820两，七品知县（县级）官银4620两，八品县丞（副县级）官银980两。而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京官的郎中只要官银2073两，主事1728两；地方的道员更是只要官银4723两，知府3830两，同知1474两，知县999两，身为副县级的县丞甚至只需要210两。在物价上升的同时，官价却蹊跷的下跌，这样的咄咄怪事只能说明大清朝越来越缺钱、官职已越来越不值钱。
清朝捐纳制度刚开始的时候，还羞答答的只捐虚缺，也就是一个官名而已；然后是不捐正缺，只捐副职；再后来限定京官五品以下、地方四品以下。到了全国一大半的官职都变成了捐纳而出，而官职变成稀缺资源之后，就开始捐监生，也就是花钱买国子监的文凭。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捐纳的监生达20万人，可谓世界之最。雍正在位的时候曾经觉察到这个问题，找了1100个捐纳的监生考试，结果有900多人不合格，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赤裸裸的亵渎。
乾隆年间，湖南耒阳一个叫贺世盛的书生写了一本小书痛斥捐纳之弊，被耒阳县知县抓起来，严刑拷打之后定罪为“妄诋朝政，肆其悖逆”，上奏京城，拟判贺世盛凌迟处死，十六岁以上儿子处斩，十六岁以下子女和妻子派给功臣家为奴。朝廷会议讨论，和珅等四十个大员签署同意，乾隆批复也是八个字，“特宥赦之，改为处决”。可见得朝廷根本容不得百姓妄议国策。
捐纳制度规定：管干部、管官员、管人事的吏部之官不能捐，管教育、管科举、管考试的礼部之官也不能捐。就京官而言，尚书、侍郎这一级不能捐，郎中以下可以捐；地方官员中，总督、巡抚、布政使这些封疆大吏的要职不能捐，而道员、知府、知县以下可以捐。而顾嘉蘅这个南阳知府既是地方官、又是从四品，正好可以捐个道员，那就是正四品；而且正好踏在线上，虽然仅仅只是半级，可就从而实现了人挪活的目的。
在顾嘉蘅看来，这就是天赐良机。
作者闲话：